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的父母由一个远房亲戚牵线认识。那一年，父亲二十岁，母亲十九岁，父亲骑着二八杠自行车去相亲，两人含蓄地见了一面。据父母讲述，因为害羞都没敢抬头多看对方一眼，母亲只记得我父亲穿着一件军绿色外套，衣服前襟的边子掉在外面，父亲说那件军绿色外套是他最体面的衣服，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我母亲的大长辫子，就这样匆匆一瞥便情定终身。

　　父亲是家里的长子，结婚时家里请木匠打制了一对红漆实木衣柜。这种老式衣柜就是一个长方体大储仓，上面是半边掀盖，四个柜脚有镂空的花纹。柜子容量很大，能装很多东西。但使用并不方便，每次找东西都得翻箱倒柜，母亲却视其为珍宝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家的这两个柜子就被母亲擦拭得油光锃亮。

　　这一对衣柜载满了父母半生的柴米油盐，也藏着父母的爱情。柜子各自承担着不同职责，一个是米柜，把米、面装在柜子里不易生虫，平时母亲还能变戏法一样从柜里变出挂面、罐头、方便面、柿饼、饼干之类的稀罕物品。另一个是衣柜，里面装着两床缎面、新棉花缝制的被褥，有逢年过节、走亲串友时才会拿出来穿的新衣服，还有母亲的针头线脑等小物品，所以柜子平时挂着一把铜锁，母亲随身携带着钥匙。因为挂着锁子，童年的我对这个柜子充满了向往，每当母亲打开柜子时，我们兄妹几个就围着柜沿把脑袋探进柜子里想探个究竟，想知道母亲珍藏着多少宝贝，想闻闻衣柜里樟脑球散发出的清香味。

　　我见过老式衣柜有的中间有隔档，我们家的衣柜没有隔档，所以母亲就用棉布把存放的物品分门别类地打成包袱，从大到小、从下往上摆放得整齐有序。把裤子熨烫平展打成一个包袱，把衣服折叠成形、保持衣领不会压皱打成一个包袱，把枕巾、床单、被面之类的床上用品打成一个包袱，把攒积了很久也舍不得裁剪的各色面料打成一个包袱，把针头线脑和女娃头饰品等细碎杂物打成一个包袱。我对那些被面、布料之类的包袱不感兴趣，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个装针头线脑的包袱，里面有绣花用的花丝线，有货郎扁担箱里才能看到的花纽襻、手绢、发卡、花花绿绿的扎头绫子，母亲绣的鞋垫、荷包……还有一个印着红艳艳的牡丹花的湖蓝色折叠式皮质钱包，这只钱包是父母的爱情信物。

　　1978年的春天，父亲开着生产队的拖拉机拉着村里十多名青年壮劳力往县城拉砖，把砖送到指定地点后，一群年轻人去观看各乡镇文艺骨干的汇演节目。母亲代表公社参加了演出，戏台下人头攒动，在人挤人的人群中，父亲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大眼睛、长辫子的姑娘，于是便决定买个礼物送给她。父亲搜遍全身找出了五毛钱，又问同行的伙伴们东拼西凑凑足了两元，一口气跑到供销社买了这个钱包，自己还没有勇气亲自送过去，就把钱包交给母亲同村的一个大嫂，请她转交给母亲。钱包在当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奢侈品，当接过平生的第一份礼物时，母亲忐忑不安、受宠若惊，同时也让村里的姑娘们羡煞了眼。多年后母亲讲述那天的情景时，依然心潮澎湃。

　　母亲出阁那天，这只珍贵的钱包也被塞进装嫁衣的包袱里。如今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只钱包依然静静地躺在衣柜里，母亲在闲暇时总会把那些陈年的包袱打开，用粗糙的双手摩挲着这只蓝色钱包，细数每一寸光阴，絮叨着细碎光阴里的往事。

　　这些年父母搬了几次家，屋里的家具换了几茬，唯独这一对红色老式衣柜始终舍不得丢弃，它们见证了父母从青丝变白发、朝夕相伴的安暖，见证了他们从清贫到富足、三餐四季的安稳，也藏着父母朴素、真挚的爱情。岁月流转，依然是彼此心里最柔软的默契。当窗外的阳光洒落在衣柜上，那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纹格外清晰，被父亲打蜡护理后的红色衣柜格外艳丽。（余梅霞）